Why I Broke Up with New York
很多人都习惯了纽约的热闹和混乱，觉得这就是为了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呢，花了差不多几十年才明白，其实我可以走自己的路。
这篇文章会发表在2025年5月12日和19日合刊的《纽约客》杂志上。作者简介：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是个拿过艾美奖提名的编剧、演员，也是导演。她拍了网飞（Netflix）的剧《太过头》，还写了本散文集，叫《不是那种女孩》。
2025年5月5日
插图：托米·乌姆
我说不准纽约对我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知道，我的人生就是从纽约开始的。在我出生前的几个月里，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事，那时我还安安稳稳待在妈妈肚子里，跟约纳·施密尔店里卖的油炸馅饼似的。九月，妈妈刚怀我三个月，纽约就碰上了一股特别热的浪，屋里没空调，热得人受不了，你得不停地走，才能扇出那么一点点风。妈妈后来记得，她当时想，自从“山姆的夏天”之后，纽约就没这么疯过了，热得连平时聊天都带点疯疯癫癫的。有一天，她绕着街区走，在百老汇大道和休斯敦街的拐角，碰到一个同样热得满头大汗、晕乎乎的朋友，朋友告诉她，雕塑家卡尔·安德烈前一天晚上被指控，把他的妻子——古巴出生的厉害艺术家安娜·门迭塔——从窗户推下去了。虽然天很热，妈妈还是转头回家了。
我还听人讲过另一件事，在我快出生前的几周，爸妈去林肯广场看电影，旁边人吃的黄油爆米花味儿让妈妈恶心得不行，看到一半她就出来了。后来在地铁上，我爸爸——他老被说只顾自己往前冲，不怎么管别人——车门快关的时候，他一下子冲出了车厢，把妈妈自己扔在了车上。“我一看，周围全在笑，” 她后来回忆。她也跟着笑，就是假装自己懂这个笑话。可等火车开走，她把手贴在跟爸爸之间的玻璃上，突然就哭了。现在想想，这两个故事一点都不浪漫。它们说的是在这座城市生活有多难，我们就像电梯里挤着的上班族，被挤得都有点疯了。
我从医院回了家，家在百老汇的王子街和斯普林街之间的一个阁楼里。那时候，妈妈已经在那儿住了快15年了。那是我第一个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曾是她的家。她刚从艺术学校毕业就搬进去了，当时的房东对他那些“波西米亚风”的租客特别不友好，老关暖气和水，所以那栋楼就变成了个稍微好点儿的露营地。现在的人只知道苏豪区是什么样，很难想象，就算到了80年代末，在那儿生活也完全不一样。街道又宽又空，路边堆着垃圾，我记得那儿是一片灰色的工业荒地，看着要么像《纽约黑帮》里的场景，要么像《银翼杀手》里的。一代艺术家开始搬到这个地区，很多人都在反抗现状，还主动不要孩子。那些当了父母的呢，还是活在伊坦·帕茨案的阴影里——伊坦·帕茨是个漂亮的金发小男孩，就住在几个街区外，有天早上他坐校车出门，再也没回来。差不多那时候，当地的幼儿园游戏组开始用新办法带刚学走路的孩子去公园：一根绳子上，每个孩子都系一只连指手套，临时连成个“集体牵引绳”。
没多久，我就成了这座城市有史以来可能最“水土不服”的原住民。所有地道的纽约人都知道，要在这儿待下去还爱上它，得有点勇气——你得随时准备好，反应快，从人群里挤过去，大声喊你点的咖啡，冲着去抢最后一个地铁座或者唯一一辆空出租车。你得对“新阿姆斯特丹”（纽约旧称）每天冒出的新鲜事儿不觉得奇怪。而且你必须爱上这一切，哪怕你嘴上不说。我爸妈都在离纽约不算远的地方长大，他们的童年可以说是田园诗般的，但又离得够近，让曼哈顿对他们有股子特别的吸引力。来纽约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终极的那种——在这儿，他们可以摆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固有想法，在艺术家和爱琢磨新想法的人中间过上新日子，在这座城市的肥沃土壤里种下他们的种子。要是继续用植物打比方，我呢，更像是个兴奋的小学生把牛油果核塞进一杯土里，然后这小学生忘了浇水，我其实根本没真正发芽长大。
作为这座城市虔诚的“公民”，我爸妈本该为养出我这样的孩子觉得羞愧才对。首先，我讨厌地铁——讨厌它的噪音、味儿，讨厌你规划好的路线，第二天准保又冒出新障碍。三年级时，我最好的朋友伊莎贝尔——她是个勇敢、活泼的孩子，我羡慕她天生独立——坐地铁时，车厢里一枚炸弹炸了。她说，后来的混乱中，她被奶奶匆匆带走了，她奶奶是个迷人的金发卷发老太太，她叫她“达米”，周围躺着受伤的通勤者。伊莎贝尔好像完全没当回事，几周后就又坐上了2/3号线，而我呢，还站在地铁站口，伤心得不行，求着要回去。
走路在城里逛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讨厌运河街上烂鱼的味道，去伊莎贝尔家时，我把脸埋在妈妈裤子上。我也讨厌中央公园——虽然我们很少去——因为一次班级旅行，我看到一只生病的鸽子，生命最后时刻挣扎着，坐在一堆看起来像它自己内脏的东西上。我立马在草莓地附近的灌木丛里吐了。我喜欢汤普森街和斯普林街的街边公园，直到有一天，我钻进儿童游乐设施的一个塑料管道，里面有个光头男人趴在地上，伸手朝我这边摸来。我讨厌圣马克广场，因为我看到一个帅气的年轻人睡在门阶上，脖子上还插着一根针；我讨厌第十六街和第三大道——倒霉的是，我学校就在那个街区——因为我遇到一个穿驼色大衣、体面的老先生，他热情地笑着，然后突然开始抽搐，冒出一连串吓人的脏话，之后他又笑笑，继续往前走。我讨厌我家前门，因为有一天早上我们上学出门，发现有人正脱裤子准备在那儿大便。
你可能已经发现规律了。每个让我觉得不安的地方或人，都被我永远记为“可疑之地”。而且，在朱利安尼上台前的曼哈顿，你要是不能回到那些随机冒混乱的地方，那几乎啥也干不成。对很多人来说，纽约像是打开了一扇门，通向他们一直觉得应该过的那种精彩生活。可对我来说，这座城市却越来越让我喘不过气，直到我觉得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公寓后面我那张阁楼床，我埋头看书，窗外街道传来的微弱声音像台白噪音机，偶尔还会有人大喊：“滚开，混蛋！”就算在家，也没绝对安全。门口大便事件过了几个月，妈妈按响直接通客厅的电梯，结果发现一个穿芭蕾舞裙、涂着口红但神志不清的人走进了我们家。“你可能走错地方了，” 妈妈平静地一遍遍说，声音低沉有力，那人最后平安走了。但之后的几个月，每次听到电梯启动的“咯吱”声，我都会吓得僵住：我也走错地方了。
这一切好像说明我对这座城市有更深的评判——我觉得它太随意、没规矩，像博斯（荷兰画家，爱画罪恶和堕落）画里那种乱糟糟的场景，让人像在玩“威利在哪里”（找隐藏人物的游戏）。但我总替纽约辩护，反驳这些指责——毕竟，除了我，谁也不能说我“母亲”的坏话。问题不在于纽约人会在公共场合盯着人看、嘲笑、骂人、随地大小便。问题在于，这种乱糟糟的状态，对一个长期生病、有强迫症、天生过马路不知道左右看的孩子来说，太不合适了。
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大多数人把纽约的混乱当成一种代价，为了能随时享受这儿提供的各种乐趣，这代价不算大——那些说“半夜之后没好事”的人，肯定没在纽约住过。但任何一个爱上这座城市的人都知道，为了跟它处下去，他们会接受无数不顺心——小公寓、麻烦的邻居、得倒两趟车再加一趟公交才能回家、上夜班。多少好莱坞电影的剧情都围绕这个：主人公会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想被送回郊区。可呢，是我爸妈选了那样的剧情；我只是他们选的结果。
我去世的奶奶——我最亲的知己，我把她在康涅狄格州乡下的家看作最宁静的地方——有时候会摇头，让我爸妈带我离开这座城市。“这儿不适合孩子待，” 每次爸妈离开房间，她都会小声对我说，还说我“神经太脆弱”。但我爸爸，她的儿子，对他老家老莱姆也有同样的感觉，那儿特别封闭，附近汉堡社区的差不多每家企业都是亲戚开的。最近，在奶奶去世25周年时，我们回去给她扫墓。跟她葬在一起的还有几位姑姑，她们的名字——苔丝、黑兹尔、露丝、格蕾丝、海伦、玛格丽特——透着一股踏实的新教徒的感觉。我们在那个镇上待得越久，爸爸的肩膀就缩得越厉害，他像个小孩似的拖着步子走。“你根本想不到这个地方有多憋屈，” 他告诉我。“我不管往哪儿看，都是一段回忆。”
不知怎么的，他从来没想过我对纽约可能也有类似的复杂感受。我成长过程中可能没一群刻板的共和党亲戚，他们的后代还拥有当地的斯巴鲁汽车经销店，但成长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少数几件事之一。我爸爸的家人很困惑，为什么有人会想离开汉堡那个田园般的世界。而我的家人呢，好像除了把纽约当宇宙中心，就没法把它当别的了。
我喜欢在奶奶家待，因为她的生活节奏很慢。去杂货店买半磅伦敦烤肉就算一次重要的外出了。我们并排坐着看书，邮件来了就看看，五点休息一下，吃点花生，喝点奎宁水，晚上八点前我就安稳钻被窝了。相比之下，在城市里，我妈妈一天能安排十到十一次外出；或者相反，她会在世纪21折扣百货公司的各个楼层逛几个小时，在公共试衣间里没完没了地聊天（这也是我不喜欢的地方之一，因为我看到一个女人为了一件打折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睡衣，用肘猛击另一个女人的脸）。我妈妈和她的姐妹们——这些犹太女孩跟世界上的那些玛格丽特们、黑兹尔们、苔丝们完全不一样——活着就是为了忙。我记得妈妈说过：“我喜欢曼哈顿的一点是，你要是真想，二十分钟内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严格说不对，我怪这句话让我这辈子都对通勤时间没概念。）
我姑姑苏珊曾这样评价我妈妈：“劳里是个‘来自’女孩——熏鲑鱼来自一个地方，百吉饼来自另一个地方，鲜花又来自别处。” 知道怎么从这座城市弄到最好的东西——从打折的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高跟鞋到复古纽扣，再到十美元的吹发造型——这让妈妈有种像国际象棋大师用一连串妙招难倒对手的满足感。但当一个“来自”女孩不只是东西的来源；还意味着生活节奏快到你的内心永远跟不上脚步。在妈妈的纽约里，我不禁觉得自己像个儿童读物里的角色，比如说，一只树懒必须和人类孩子一起上学，还得费劲地戴眼镜、穿开衫毛衣来隐藏真实身份。
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对门外世界的不适，我四年级开始看心理医生，初中就开始吃抗焦虑药。我会偷偷去看精神科医生，不让同学猜出来，但即便这样，我还是被贴上了“有问题的孩子”这个模糊又吓人的标签。我坚信存在另一种现实，在那里我能变得“正常”，存在某个我能大放异彩的理想世界。在那个阶段，我理想的世界是《伊洛伊斯》（Eloise）里的书，这是凯·汤普森写的一本经典书，讲一个六岁女孩的故事——一个古怪的角色，头发乱蓬蓬的，还有个圆肚子，也就是跟我长得像的名人——她基本没人管，住在广场酒店。在书第二页，伊洛伊斯宣称：“我是城市孩子 / 我住在广场酒店。”但这个城市孩子好像从来没出过酒店：她需要的人和物都在酒店围墙里，她是这儿任性的公主。
求了好多年，我说服了爸爸带我去广场酒店体验一下。那是我十二岁生日，我在学校特别不受欢迎，所以，作为其他女孩办的睡衣派对的替代，我们父女俩在酒店较低楼层的一个双人房间过了一夜。那时候，酒店已经归伊凡娜·特朗普了，她搞了一场豪华翻新，书里希拉里·奈特生动画的那种低调魅力，在那儿已经很难找了。我点了伊洛伊斯常吃的牛里脊，但菜单上没有，我们就吃了烤奶酪三明治，看了电影《造雨人》，我还流了鼻血。
“9·11”事件后的几个月，我爸妈短暂考虑过把我们搬出纽约。就像那段漫长的“事后”时期里的每个人，他们被那场灾难的破坏程度震惊了，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挤上车，开车去康涅狄格州西北部一条乡间公路上看一处出租房。我参观了豪萨托尼山谷地区高中，还偷看了农业中心，在那儿我梦想着用奶瓶喂小山羊，然后在畜牧比赛中拿奖杯。“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能过上好日子，”我一遍遍说，带着安妮特·贝宁在电影《美国丽人》里演的那种劲头，不停地喊：“我今天就要把这房子卖出去！”但很明显，尽管妈妈可能为家人担心，她却离不开她的“爱人”：纽约。说真的，我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我们搬到布鲁克林时，她还多花钱留着她的212区号。她可真是个“来自”女孩。
纽约和我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好像我们终究还是有可能相爱的。当然，那是在男孩们走进我生活的时候。我从大学（在俄亥俄州的玉米地里，如果想让孩子回来后对纽约有新认识，那是个送孩子去的好地方）回来后，刚摆脱一些恐惧，开始认真约会。我发现我自己穿着及膝长靴，涂着红口红，在勒德洛街的一家酒吧里等着，心里期待又怕失望；在唐人街的地下室里跟着后来还没被封杀的男歌手的歌跳舞；躺在弗拉特布什区一间被洗劫一空的合租房里，期待得发抖（或者可能只是因为冷）。我在公园坡的边缘陷入热恋，站在地面上的地铁站台上（比地下的好多了），穿着前一天晚上还觉得完美的裙子，但在耀眼的阳光下，它的荒谬之处全暴露了。我在卡莱尔酒店的贝梅尔曼斯酒吧里坠入爱河，又在布鲁克林高地的长廊上再次陷入爱河，还有一次是在城市岛吃炸蛤蜊的时候。我看着P.S.1艺术中心的一件装置作品，强忍着单恋的痛苦，心想是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有过这种感受，以及这是不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因——为了留住那种感觉，或者也许是为了报复。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以一部电视剧《都市女孩》（Girls）的形式，写下了我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这部剧一共播了六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剧在每个人眼里，都让我成了个彻头彻尾的“纽约女孩”。他们怎么会知道，在纽约，我感觉最安全的时候，要么是躲在被子里，要么是在摄影棚的强光下假装成别人。我演的角色汉娜·霍瓦斯认为纽约是实现她所有梦想的关键——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在密歇根州长大的。（无数的出租车司机——他们都像预言家一样——告诉我，我看起来像从别的地方来的，因为不管他们把我带偏多远，或者我多赶时间，我总是喋喋不休地说着欢快的感谢的话，而且和其他纽约本地人不同，我没什么偏爱的路线。）汉娜是我对一个我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地方的思念之情，也表达了我希望能以一个假身份再次与纽约相遇的愿望。在这部剧的大结局中，她离开了纽约，勇敢地前往……纽约州北部，这个故事情节表明，在我看来，世界的其他地方仍然充满了未知。我不是天生的纽约人，但我却有着纽约人那种笃定，觉得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在《都市女孩》完结几年后，我三十出头，深陷一段心碎之中。如今我知道，这种心碎是成年那个阶段的必修课，但当时，我觉得那仿佛能终结我的人生，而且是我独有的经历。仿佛有某种更高的力量察觉到了我的需求，工作给了我离开的机会。我之前也短暂逃离过，但只是去了同样让人困扰的洛杉矶。而这次我要去更远的地方，去探索威尔士那如精灵般神秘的世界。这趟旅程很适合我一直以来喜爱的那些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女主人公（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却没意识到约克郡的荒野和波伊斯郡的凯尔特雨林之间的差别——夏洛特、艾米莉和安妮很可能从未去过波伊斯郡。和我一样，勃朗特姐妹也都喜欢待在家里）。在我看来，这次离开能给纽约和我一个机会，各自去接触其他人，重新点燃我们对彼此的感情，然后意识到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计划对情侣来说通常结果如何。
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威尔士的森林绿得不可思议，我只能拿电脑游戏《神秘岛》里的场景来作比较。之后我又去了伦敦，伦敦那些与纽约不同却又让人安心的地方让我感到惊讶。这座城市大到足以容纳纽约的五个行政区，而且还有着让我惊叹不已的宽敞空间，街道如此宽阔，以至于两旁的建筑仿佛都在为我让路。三十年的城市记忆渐渐消散，就好像我醒来后发现系统升级了，损坏的文件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删除了。也许是因为这里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事实上我在伦敦的街角从未因为任何事而痛苦尖叫过。但这感觉更像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就好像走进了一间我只在梦里见过的房子。“哎呀，你好啊，伦敦的莉娜。”当我连续第三天答应出门时，一个朋友轻声说道。在老家，我的名声是一个痴迷工作的隐士，还对时代广场上那些“人体雕像”表演者有着不合理的恐惧。而在这里，我行动自如，无论是在汉普斯特德荒野漫步，还是钻进一辆黑色出租车，都会听到司机粗声粗气地打招呼：“嘿！你要去哪儿？”
在纽约——这个世界上节奏最快的城市——日子过得像几年那么漫长。而在伦敦，几年的时间过得却像几天一样快，就这样，五年过去了，我意识到伦敦现在是我的家了，以至于我把苏打水叫做“气泡水”，还能接受那些尝起来像密封胶的百吉饼。即使伦敦人有时会让我想起纽约人，这座城市也不会像纽约那样让我烦躁不安。最近的一个周末，一个喝醉的男人拉开拉链在我的门阶上小便，他没注意到我就藏在长得过于茂盛的常春藤后面。“走开，先生。”我对他说。你走错地方了。
疫情让我离开了纽约近两年，在我第一次回到纽约时，走出肯尼迪机场，加入机场出租车队伍的那一刻，那种感觉如此强烈，我差点瘫倒在地。回到这座城市仅仅一天，就让我气喘吁吁、焦虑不安，感觉跟不上这里的节奏了。当我和朋友们计划聚会时，我还会提议去那些已经关门多年的餐厅。从那以后，无论我回去过多少次，我都会发现自己像小时候一样，焦虑地站在十字路口，不确定什么时候该迈出路边，就好像试图跳进一场跳绳游戏（跳双绳）。但现在，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是暂时的。我与这座城市长达三十年的、努力让自己适应它的斗争已经结束了。
琼·狄迪恩在她的文章《向一切告别》中，讲述了她自己决定离开纽约回到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故事，她写道，纽约非常适合非常年轻的人。我的奶奶说这里不适合孩子。我唯一确定的是，这里只是不适合我——至少，不是永远适合我。而这也没关系。有时候，在一段关系里，你努力展现出自己最好、最真实的一面，但对方看到的却只有你的缺点。而且，这是一种最成熟的分手方式——一种我们仍然可以偶尔一起喝杯咖啡的分手方式。原来，我对纽约市的感觉，和许多纽约人对他们的故乡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只是我出生的地方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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