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
英雄：
农民
出处：
影片《紫日》
首映：
2001年4月11日
经典台词：
带我们去投降？老子是爷们，中国的爷们，明白吗？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你知道吗？
电影《紫日》已经上映二十多年了，富大龙饰演的杨玉福，是中国战争电影史上特别独特又让人震撼的角色。他的坚韧、善良、挣扎和迷茫，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无数观众心里。杨玉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英雄，而是一个被时代残酷浪潮卷进来的普通中国北方农民。他不识字、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对世界的认知就围着土地和家庭转。电影一开始，日军的屠杀一下子就毁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他眼看着母亲惨死在日寇刀下，自己也在生死线上挣扎。这场悲剧让他成了千千万万战争中家破人亡、受了大罪的中国百姓的缩影。他的沉默、眼神里的惊恐和绝望，不光是他自己的情绪，更是一个民族苦难的集中体现。这种“不去英雄化”的开头，让他的遭遇更有普遍的悲剧色彩。
在穿过大片森林逃命的路上，杨玉福先后遇到了苏联女军医娜佳和日本女孩秋叶子。他也从一个充满恐惧和仇恨的受害者，跟不同国籍的同伴一起熬过难关的过程中，慢慢找回了心里的善良和人性，最后精神上得到了升华，成了和平与理解的英雄和使者。他的形象很好地表达了电影的反战核心：战争对人的摧残，以及跨过仇恨、珍惜生命的永恒主题。
《紫日》是一部特别“不一样”的反战电影，剧本是根据很多真实历史资料写的，它那股历史感和真实感让富大龙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冯小宁导演跟我介绍的时候，说这三个人的故事里加了很多历史事实，是从千万个故事、千万个人里提炼出来的。但我那时候刚毕业，不太懂那时候的农民到底啥样。所以他告诉我拍前得做很多工作，必须去农村体验生活，我觉得‘这挺好’，他就帮我联系了河北辛集市的一个农村，正好赶上收割季节，我跟他们同吃同住，每天四点起床，学干农活，差不多真当了一个月的农民。”富大龙说，这一个月的收获，到现在还影响着他呢：“后来所有关于农民、战士的角色我都能演，而且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特别全面，这部电影提倡的反战精神也让我一直记着。”富大龙也用表演得好得像教科书一样的表现，给世界战争电影里添了一个特别经典、特别传神的中国农民形象。跟同时期“手撕鬼子”那种神剧比，《紫日》没按老套路来讲故事，把杨玉福的脆弱、挣扎和迷茫演得很到位，反而更真实地演出了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他的形象也是对“抗战英雄”刻板印象的一次打破。也可以说，他和他代表的那些一边挣扎一边迷茫，一边迷茫一边清醒，一边清醒一边反抗的农民百姓，已经变成了刻在无数观众心里的、一座关于苦难和救赎的无名英雄纪念碑。
富大龙在《紫日》里演的杨玉福，给世界战争电影里添了一个特别经典、特别传神的中国农民形象。
当听到被日本军国主义洗了脑的秋叶子想带他们去向已经战败的日军投降时，杨玉福不再是那个只会发抖流泪的农民，而是挺直了腰杆，眼神里全是看不起、愤怒，还有一种从来没过的、来自骨子里的自信。他爆发出这句响当当的怒吼：“带我们去投降？老子是爷们，中国的爷们，明白吗？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你知道吗？”这句全片最亮的台词特别有劲儿，“爷们”这个词特别有中国北方民间的味儿，它比“男人”或者“英雄”这些书面的词儿更接地气，代表着一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血性、担当和硬气，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简单也最厉害的身份认同。“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这已经不是疑问，而是宣告。它把侵略者所有的合法性都否定了，从精神上就宣布他们彻底输了。就算他们可能在军事上还占着便宜，但在道义上早就输得一塌糊涂了。
最后，当秋叶子被不肯投降、变得像野兽一样的日军枪杀后，杨玉福和娜佳带着对军国主义的仇恨去报仇的时候，这已经不光是一个农民的报仇了，而是对所有战争罪行的控诉，对和平的特别渴望。他最后明白秋叶子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军国主义，不是对方。这一幕让杨玉福从一个具体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求和平、讲理解的象征符号。富大龙觉得，《紫日》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对历史的记住，不会因为战争打完就完事儿，会作为一个永远的电影印记，向老一辈人致敬：“我觉得这部电影一直都在，不会过时，它讲的战争与和平这个主题永远不会过时，值得大家记住。”
【对话】
以平民角度展现对战争的反抗
新京报：杨玉福是一个被卷进战争的普通农民，不是职业军人。你在表演中，怎么体现他在战争里想活下来的本能和心里的仇恨之间的巨大冲突？
富大龙：
那时候需要表现出来，这样才能让观众理解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崩溃状态。而演这些“没说话的镜头”，最重要的就是来自真实历史。我记得当时看了很多书，很多图片，还把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图片贴在剧本上，每次翻开都觉得特别生气。人在这种没人性的屠杀面前，亲人被杀的时候，自然会有像山一样压过来的悲愤和崩溃。
杨玉福在母亲被日寇杀害时的镜头表现，情绪一步一步上来，从迷茫、不解、悲伤、崩溃到愤怒，演得好得像教科书一样。
新京报：电影里有很多让人震撼的镜头靠的是你的脸和眼神，不是靠说话，比如杨玉福眼看着母亲被害后不说话、崩溃了，你怎么完成这些特别有感染力的“没说话”的表演？
富大龙：
杨玉福基本没几句台词，要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真的让我特别难受。比如他母亲被日军杀害那场戏，顶着大太阳拍了一上午，每次都用尽全身的力气，他心里特别悲伤，根本不能偷懒，每次拍完都像缺氧一样。再加上看了很多历史资料，让我很清楚杨玉福受的苦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整个民族都在受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和折磨，你会陷入那么多无辜被杀的人的悲愤和绝望里，他的无助和崩溃，不用刻意演就能出来。
新京报：演一个在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受了很大创伤的角色，对你自己的心情和心里有没有影响？你是怎么从角色里出来的？
富大龙：
要说走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到现在，我还是很难走出来。其实，对于战争、武器、这些残酷的东西，我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演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一辈子的记忆，随时提醒我不能忘掉那段历史。
新京报：电影里，你跟日本女孩秋叶子（前田知惠饰）、苏联女军医娜佳（安娜·捷尼拉洛娃饰）有很多精彩的对手戏，因为语言不通，这种特别的合作是啥感觉的？怎么让角色之间那种微妙、紧张最后又互相理解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富大龙：
我记得我们三个当时都19岁，因为年纪一样，又都想把戏演好，感情特别好，她们都叫我哥哥。前田知惠特别聪明，她学了一两年中文，跟我们沟通没问题。拍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是三个国家的人，性格真的不一样。比如前田知惠，有些戏让她再演一遍，或者导演给她提意见，她就跪地上哭，有时候还捶自己，觉得特别自责。俄罗斯的那个演员就比较随性，总之创作氛围挺有意思的。
《紫日》里的三个主演来自三个国家，他们在片中有大量精彩的对手戏。
新京报：电影采用实地拍，条件特别苦。拍戏时最让你忘不了的一件事是啥？这些自然环境的困难，是不是反而帮了你，让你更容易进入角色？
富大龙：
我们没按一般摄制组的拍法，更像一支小游击队，整个剧组就几十个人，比较灵活地在大兴安岭这些地方拍。去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没人烟的荒地，可能上百公里才有一个小旅馆，真的特别苦。整个剧组一起吃一起住，有时候为了抢光线拍，早饭都吃不上，只能中午随便吃点东西，和电影里演的环境一模一样。他们都开玩笑说我们像野人一样，在荒草地里走，不过这对演员也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忘不了的体验。
新京报：农民杨玉福没受过军事训练，却在绝境里拿起了枪——你怎么理解这种“老百姓的反抗”？
富大龙：
电影就是用小人物的角度来讲二战这段历史，也展示了我们民族的反抗历史，最早参加抗日的队伍，大部分人都是老百姓。对杨玉福这样的农民来说，他一开始根本不相信战争有那么残酷，直到被伤害得绝望了、心里全是仇恨，他才彻底明白过来，就选择拿枪反抗，这是那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的转变。
新京报：现在我们说到影视作品里的抗战精神，很多人会想到《亮剑》甚至《潜伏》，却容易忽略像杨玉福这样的普通农民，你怎么看待对“无名英雄”的重新发现？
富大龙：
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能赢，是因为全民都抗战了，除了军人，还有很多没名的、无辜的老百姓一起抗战。他们就是无名英雄。我记得冯小宁导演的意思就是用老百姓的角度来表现对战争的反抗，这样的角度值得我们每个人注意。
新京报：据说你性格比较安静，喜欢弹古琴，这种“安静”和角色“暴躁”的反差，是不是让你对战争和和平有了更深的理解？
富大龙：
演《紫日》让我对农民的身份有了彻底的体验，也给我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很多特别有用的经验和帮助。我真明白了艺术来自真实生活，真实生活比艺术大多了，我们要从生活里吸收营养。不管是什么样的影视形式，主角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觉得对这样立体角色的塑造追求不会变，对艺术的追求也不会变。就像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带着观众审美，让大家分得清好坏，知道美丑。
新京报：如果让2025年的年轻人去电影院重看《紫日》，你最想对他们说一句啥话？在现在的国际情况下，你觉得《紫日》讲的反战和人性的主题，有没有新的现实意义？
富大龙：
《紫日》上映到现在也很多年了，其实，到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战争还没停呢，所以《紫日》讲的反战和和平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它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希望它提倡的和平精神大家能一直记着，一直警惕着。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军